矿产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初级产品。我国目前使用的90%以上的一次性能源、80%的工业原料和70%的农业生产资料都来源于矿产资源。我国作为世界第一大工业生产国，每年的矿产资源消费量相当于世界其他工业化国家消费量的总和。提高我国矿产资源的供给保障能力既是资源安全和经济安全的需要，也是构建新发展格局、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需要。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初级产品供给保障，反复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中”。2021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发展内外环境发生深刻变化，面临许多新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需要正确认识和把握。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正确认识和把握初级产品保障”。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原有的全球化生产体系正在改变。新一轮产业革命和技术革命给世界上许多国家带来机遇和挑战，地缘政治冲突、贸易摩擦和新冠肺炎疫情等突发事件也深刻影响各国产业链和供应链安全。原油、铁矿石、铜矿等紧缺大宗矿产资源价格暴涨，进而出现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节节攀升的局面，通货膨胀的压力加大；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导致世界主要经济体越来越重视锂、钴、镍、稀土等高技术矿产的应用，这些高技术矿产的供给和技术竞争越来越激烈，矿产品供应缺口有可能演变成“灰犀牛”事件。加强我国矿产资源安全管理，提高其供给保障能力，对我国经济安全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目前，我国矿产资源供给保障能力存在三大短板。一是矿产资源节约、集约、循环利用水平低，资源利用效率有待提高。当前，我国制造业能源利用效率仅相当于美国、日本和德国的68%、50%和48%；尾矿综合利用率约为30%左右，与世界发达国家仍存在较大差距。二是国内矿产资源储量和生产能力不足，战略储备品种、规模与资源安全形势不匹配，生产和战略储备应急机制不完善。我国石油、天然气、铁、铜等大宗矿产和锂、钴、镍等高技术矿产的储量在全球的储量占比都不高。2001-2020年的20年间，我国原油、铁矿石、铜矿等大宗矿产新增储量增长速度赶不上这些矿产储量的消费速度，产量增长速度赶不上消费速度。三是一些重要矿产资源大量依赖进口，对外依存度高。我国紧缺大宗能源矿产原油、天然气的对外依存度在70%和40%以上，紧缺大宗金属矿产铁、铜的对外依存度在80%和70%以上，高技术矿产锂、钴和镍的对外依存度超过80%。
提高我国矿产资源供给保障能力，需要加强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一是推进矿产资源全面节约和高效利用。建立和完善矿产资源开采回采率、选矿回收率和综合利用率的最低指标和领跑者指标随技术进步动态调整的激励约束机制。加快矿产资源开发和利用技术改造，降低矿产品生产的单位能耗物耗。依托国内大规模矿产品市场，设计勘查开发、利用、储备、回收等环节集约、节约技术路径，实现生产系统和生活系统循环链接。注重二次资源的循环利用，加快突破尾矿、高价值废弃物等回收利用技术，完善城市矿产高效回收机制。
二是增强国内矿产资源生产保障能力。大力推进矿种勘查结构调整和勘查布局优化。加大原油、天然气等紧缺大宗能源矿产和铁、铜等紧缺大宗金属矿产，锂、钴、镍等高技术矿产的勘查勘探力度。加快海洋资源开发利用技术创新，提高海洋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水平。摸清紧缺大宗矿产和高技术矿产资源国内生产自给的战略底线，加强国家战略矿产储备制度建设。发挥国有企业的支撑托底作用，加快推动深部勘查开采技术创新，逐步建立政府和企业共同参与的以核心矿产品储备为主、产能产地储备为辅的混合储备机制。
三是要优化海外矿产资源保障能力。以互利共赢的方式积极参与全球矿产资源治理体系，确保矿产资源国际供给链和产业链安全。建立安全、稳定的供给保障渠道，积极开拓矿产品多样化进口渠道，减小对单一进口源矿产品的依赖度。加强和巩固中国-俄罗斯、中国-中亚的能源矿产合作，加强中国与南美、非洲等地区高技术矿产和大宗紧缺矿产的合作，增强矿产品贸易体系能力建设，实施核心国家和地区矿业投资保障工程，提高我国矿产资源产业链、供应链的供给保障能力和抗风险能力。
（来源：中国矿业报
成金华系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党委副书记、博士生导师，陈嘉浩系中国地质大学（武汉）博士研究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