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山东邹城市区向西北行驶12公里，平坦的道路开始有些颠簸，两侧的风景从绿油油的农田变成一座连一座的煤山，轰隆隆的运煤车不时从身边经过，留下一片暗沉，扬尘让人看不见前面的路。这里是兖矿集团鲍店煤矿，一座30年的老矿厂。

俞学恭一家三代都是煤矿工人，按他的算法，家里17口人有15口人在矿上工作。这个曾给他们带来无限荣耀和富足生活的行业，如今却像重霾之中呼吸的人们，期盼着明天澄澈透明的好天气。

有矿才有了这一家子

“1986年6月10日，鲍店煤矿正式投产，我们第一个月按期完成任务、安全无事故。”俞学恭80岁了，说起30年前鲍店煤矿刚投产时的情景，神采飞扬。他是鲍店煤矿第一批煤矿工人，1984年从滕州老家来到鲍店煤矿援建，从此在这片煤土地上扎下根。“当时的鲍店煤矿是还未开采的新矿，我们既当矿工，建井道、装设备，又当瓦工，建厂区、宿舍区，在地上和地下同时开荒掘进。”

俞学恭的家就是当时第一批矿工盖得家属楼，一排连着一排，保留了上世纪80年代国企家属院的典型风格。从矿上退休的老人们三五成群的下着象棋，天真的孩子在有着巨大树冠的法桐下嬉戏，与市区繁华热闹的气氛不同，这里舒适而安静。超市、饭店、银行、医院一应俱全，两万多个矿工家庭充实了这座“矿内城”，而他们与外面相隔的就是这一座座煤山。

1989年俞学恭分到了职工福利房，把妻子和三个儿子从老家接来，一家人从小平房住进了70多平方的大楼房，农业户口也转成非农户口。“鲍店煤矿给了我们这一大家子，有矿才有了我们的家。”俞学恭说话时已经少有滕州口音，按照老家只算男不算女的传统，他家有17口人，15口都在矿上工作，这其中就包括3个儿子和3个孙子。2000年，俞学恭搬进了三室一厅的矿区新家，把黑白小电视换成了29寸的大彩电，老桌椅换成了全新的八仙桌和联邦椅，还添置了一台非常稀罕的立式格兰仕空调。“那时候能买上空调的，除了矿工家庭就是经商的暴发户，普通家庭有彩电的都不多。”俞学恭有些耳背，和人聊天时要靠助听器才听得清。他坐在联邦椅上，看着已经发黄的空调，眼神里仍透出一丝优越感。

当上矿工就等于吃上了公家饭

俞学恭一家是鲍店煤矿为数不多的三代矿工家庭。上世纪90年代，煤矿行业一片红火。鲍店煤矿不断扩大生产面，新建矿井大量招聘大量工人，本单位职工子女优先录用，俞学恭的三个儿子都在矿上上了班。

俞登宽是俞学恭最小的儿子，进煤矿工作是他从少年时期就定下的目标。“当上矿工那就了不得了，等于吃上公家饭了，吃住都是公家的，就不用愁咯。”俞登宽说，在他年少时的概念里，长大后除了干工就是在老家种地，老家人都羡慕父亲能在矿上干工，但这座矿城并非谁都能进来，他一定要努力成为矿工。

第一次下井的经历让俞登宽至今难忘。23岁的他第一次穿上矿工工作服、带上安全帽、背上矿灯，与工友下到430米的井下，走进设想过无数遍的黑咕隆咚的井道……虽然气压变化使他呼吸不适，仍挡不住他的兴奋，“像初生的小牛犊一样有干劲儿。”

那时候老采煤工一个月能拿到400元钱，“10块钱的大团结拿在手里厚厚一沓。”俞登宽羡慕的心痒痒，便卯足了干劲儿，很快他也领到了高工钱，工作一年后跟同为矿工子女的褚延琴结了婚。“那时候太好找媳妇了，矿里矿外的都是争着给介绍。”俞登宽和两个哥哥都在矿区成了家，一大家人基本都是煤矿双职工，“男的在井下出力干活，女的在锅炉房等后勤部门赚钱，腰包越来越鼓。”

后来，俞登宽同两个哥哥都分到了50多平方的职工福利房，各自过上了衣食无忧的小日子。“那时候日子过得好啊，工资高待遇好，厂里还经常发米面油、小家电，家家户户都通纯净水，用水用电都不花钱。”俞登宽说，2000年之前矿上流行“十个10”，每到春节前都会发10斤油、10斤肉、10斤带鱼……不愁吃穿还有结余。2001年之后，煤矿效益越来越好，矿上不再发十个10的福利品，而是直接变现加发奖金，俞登宽和妻子的工资也翻倍增加。2008年前后俞登宽一个月能领到5000多元，两口子加起来能有8000元，还有的采煤工自己就能领到八九千。

“当时煤矿越干越带劲啊。” 俞登宽说，2008年他们花6万多元买了辆车，开在路上觉得很拉风，“整个小区有车的家庭都很少”。

养花打发生活成为俞学恭夫妇的一种习惯。

大姑娘都不愿意嫁矿工了

2011年，由于供过于求，煤炭行业步入萧条期。经历过煤炭“黄金十年”的俞登宽，最直接的感受是兜里的钱少了。“2012年年底奖金没了，之后三年工资从5000多降到3000多元，媳妇在后勤部门，工资也降了一半，现在领不到2000元。”俞登宽说，比起工资的减少，最让他担忧的是同在煤矿工作的儿子。

俞长儒24岁了，他的很多同龄人刚刚大学毕业开始找工作，而他已经在井下干了五年的掘进工。2011年他高中毕业时，正好赶上鲍店煤矿三年一次的大招工，这也是矿上最后一次招收最低学历为高中的招工。

从小玩着煤土长大的俞长儒试着考了一下，顺利考进掘进班，而他当时也被一所职业学校的采煤专业录取。“学了采煤专业，毕业了还是回到矿上，当时觉得还不如直接就去矿上上班，家里也比较支持在矿上学技术。”俞长儒所在的掘进班，是最苦最脏最累的一线工种，矿工们在矿道的最前端打洞、探路，被各种煤尘、煤灰包围着。从19岁干到24岁，俞长儒拿到的工资却从当时的1万元降到现在的5000元，“钱少了，活还是照样干，”俞长儒觉得自己没摊上好时候。尽管如此，俞长儒并不后悔当时的选择，“很多同学毕业都还没找到工作，现在都不包分配了，外面的岗位也需要像我们这样有经验的技术工，我们毕竟是在国企，老百姓对国企铁饭碗都还是很放心的。”从小在矿区长大的俞长儒，说话的语气和矿外的90后有很大不同，包分配、技术工、铁饭碗，这些父辈的专用词儿，潜移默化中影响着他。 儿子性格内敛，很少在家抱怨，偶尔忍不住发几句牢骚，俞登宽听在心里，很不是滋味。

儿子已经到了适婚年龄，俞登宽有些着急，想让儿子快点娶媳妇。但儿子相亲见了几个女孩都没有成，这让俞登宽很忧虑。为了给孩子增加砝码，年前他们在邹城市区给儿子买了套房子，123平米，65万。夫妻俩拿出所有积蓄，给孩子付了20万首付。“现在跟以前不一样了，大姑娘都不愿意嫁矿工了。”俞老爷子念叨着。

走了能干什么呢?

工资的下降让俞登宽一家开始盘算着过日子。“原来花钱大手大脚，买衣服什么的都不疼乎钱。”褚延琴说，工资下降后家里很不适应，柴米油盐都要算计，有时也为花钱的事吵嘴，这在以前几乎没有过。

“以前工资高，下班之后经常吆喝着去饭店，今天你请，明天我请，一个月怎么也得有个5、6次，日子过得很潇洒。”俞登宽不记得从什么时候开始，工友们不再吆喝着一起吃饭，张罗请客的工友越来越少。

工友闲谈或是家庭聚会时，大家谈论的话题也发生变化。从之前讨论谁的奖金高、领的工资高，到现在变成了讨论谁内退了，谁又出去做生意了。这两三年，陆续开始有人从这座矿城里走出去，进来的人则越来越少。俞登宽从没想过离开矿区，也没想过让儿子离开矿区，“走了能干什么呢?”俞登宽说不清楚，“我们老辈儿就干这个，我算是子承父业，我的儿子又子承父业。矿山就是我们的靠山，没有煤矿也不会有我们现在的家。”说这话时，48岁的俞登宽竟湿了眼眶。

矿上鼓励职工内退，俞老爷子眉头紧皱。“在井下作业，相当于四块石头夹着一块肉，需要很娴熟的经验，半点都马虎不得。”他担心如果中年职工大量内退，一些年轻人把控不了生产细节，没有那么多经验铺路，会出现安全疏漏。

听说五一之后要从后勤部门施行轮岗，上一个月休一个月，俞登宽不知道，如果妻子赶上轮岗，那休息的一个月她要去做什么，他更不知道，万一哪天他也要轮岗，他该去干些什么。

想不出答案，俞登宽依然每天早上6点半从家中出门，在430米深的井下作业6、7个小时，熟练的检修机电设备。地下矿井是他工作26年来最熟悉的地方，半封闭的矿城是他生活了大半辈子的地方，跟不上城外世界的节奏，选择与鲍店煤矿荣辱与共是他唯一的选择。俞登宽知道，近三年减薪的阵痛可能只是煤炭行业转型的开始，轮岗、内退、裁员等更多减员增效的措施即将像台风一样横扫而来，但他也不确定自己能不能经受得住。

“为什么我的眼中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片土地爱的深沉”。俞登宽说，正如诗歌里写的一样，他深爱着这片煤土地，自己不想离开也更不想让孩子远走。所以他们只能选择与煤矿风雨同舟，在瑟瑟寒风中等待着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