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务院日前发布的《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以下简称《计划》）提出，要优化能源结构，加速能源清洁低碳高效发展。要求到2025年，非化石能源消费比重达20%左右，电能占终端能源消费比重达30%左右。持续增加天然气生产供应，新增天然气优先保障居民生活和清洁取暖需求。
“十四五”时期是我国应对气候变化、实现碳达峰目标的关键期和窗口期，是重点工业、重点省份实现绿色低碳转型发展的关键五年。2023年是“十四五”规划承上启下的关键一年，国务院选择在2023年年底这个时间节点发布《计划》，明确提出大力发展新能源和清洁能源，给绿色转型和高质量发展指明了方向。
发展绿色能源必须“先立后破”
《计划》要求严格合理控制煤炭消费总量。在保障能源安全供应的前提下，重点区域继续实施煤炭消费总量控制。到2025年，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长三角地区煤炭消费量较2020年分别下降10%和5%左右，汾渭平原煤炭消费量实现负增长，重点削减非电力用煤。
“能源资源禀赋决定了我们国家要走可再生能源直接替代煤炭的路径，而不是由油气替代煤炭，再由可再生能源来替代油气。”中电联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国家气候变化专家委员会委员王志轩表示，在这个替代的过程中，要坚持“先立后破”的原则，传统能源的逐步退出要建立在新能源安全可靠替代基础上，这也是构建新型能源体系的核心要点。同时，新型能源体系的相关要素较过去也在发生演变。
在日前由自然资源保护协会（NRDC）和中国环境科学学会主办、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NCSC)和北京大学能源研究院协办的2023绿色转型与高质量发展国际研讨会上，王志轩指出，首先是经济、能源、环境三者的平衡点关系发生变化：从资源价值导向向生态价值、技术价值导向演变；其次是转型动力也有所演变，包括技术进步、融合发展、市场与政府等；最后是转型约束由资源禀赋约束逐步向气象要素、能源安全要素约束演变。
此外，他重点提到了新型电力系统，认为新型电力系统是新型能源体系的核心，“十四五”电力行业已进入以降碳为重点的战略方向。特别是煤电功能发生重大变化。由过去电量电力支撑要逐步地变成主要是电力的支撑，灵活性调节和兜底保供，保证电力系统的安全。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副理事长刘世锦提出了一个重要概念，即“创新型碳替减”，通过低碳、零碳技术替代传统高碳技术以达到减碳目的。这种替代不仅减少了碳排放，同时大幅降低了单位产出的碳排放强度，降低了减碳成本。他提议将“创新型碳替减”纳入全口径碳核算体系，形成包括产出增量与存量、碳替减与传统碳减排在内的全口径碳减排核算体系，客观评估创新带动的“碳替减”在绿色转型中的意义和价值，并为实现碳中和目标提供新的思路和解决方案。
针对落实低碳绿色技术，刘世锦表示：“中国在创新型低碳绿色技术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包括完善的产业链、强大的韧性和抗冲击能力，以及民营企业在创新中的活力和快速反应能力。”他表示，这些优势将有助于中国在全球绿色转型中发挥重要作用，推动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的和谐共赢。
发展绿色能源需要新机制配合
《计划》提出，要积极发挥财政金融引导作用。有序扩大中央财政支持北方地区清洁取暖范围，对减污降碳协同项目予以倾斜。按照市场化方式加大传统产业及集群升级、工业污染治理、铁路专用线建设、新能源铁路装备推广等领域信贷融资支持力度，引导社会资本投入。按要求对银行业金融机构开展绿色金融评价，吸引长期机构投资者投资绿色金融产品。积极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金融机构发行绿色债券，开展绿色债券信用评级，提高绿色债券的信息披露水平。
“能源发展正在从资源依赖转向技术依赖，带来深刻变革，新能源技术的经济性提高驱动新能源快速增长。”北京大学能源研究院副院长杨雷表示，过去10年，风电发电量占比从2012年的2.0%增长到8.8%，太阳能发电量占比从0.08%增长到4.9%。2023年更是得到了爆发式增长，预计风光装机将超过2亿千瓦。“这也给我们带来了诸多新挑战，比如新能源跨季节的波动性、电动汽车充放电的负荷变化等。我们应该从系统角度优化和提高能源系统的灵活性和韧性，深化能源革命，驱动新的商业模式，推动能源体系建设从传统的能源供应向能源供应与需求融合发展转变，这样才能真正构建起新型能源体系。”
清华大学教授夏清表示，当前中国新能源发展出现产能“过剩”的现象，比如，分布式光伏发展非常快，电网由于没有足量的调节资源难以消纳；但是，新能源配比诸多储能却未能得以利用。所以，这种“过剩”是一种表象，其本质是机制没有到位，生产关系需要适应生产力。“现在社会上担心新能源增长太快，以至于电网难以消纳。其实只要现货市场机制到位，新能源全部进入市场，有显著差异、反映新能源波动性的分时节点电价，必然激活分布式储能遍地开花，促进就地就近消纳新能源，极大减轻大电网消纳新能源的压力，以新能源加储能的方式逐渐替代火电。”
夏清还认为，在平衡机制上，也应该有相应的改革来适应新能源的发展。比如，德国采用 “平衡单元”的模式。“我们下一步要重点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用价格机制让这些资源有效协同起来，从供给侧改革走向需求侧改革，从需求驱动新能源与新型储能的发展。所有的技术创新都是结果，唯有机制是创新源泉和动力。”
淘汰落后产能发展低碳经济
《计划》要求，加快退出重点行业落后产能。修订《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研究将污染物或温室气体排放明显高出行业平均水平、能效和清洁生产水平低的工艺和装备纳入淘汰类和限制类名单。
“工业高质量碳达峰是建设新型工业化的基本要求。”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能源研究所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田智宇表示，工业既是能源消耗和碳排放的重要来源，也是低碳零碳技术、材料创新的重要载体和主要动力。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制造业大国，具备高速工业化向高质量工业化转型的基础条件。新建工业项目投资大、寿命长，既面临当前碳边境调节机制等短期挑战，也面临碳中和的长期挑战。他建议，先进企业、领先行业、发达地区有必要、有条件率先加快工业绿色低碳转型，加大节能提效、电气化和数字化转型力度，在开发环境下、在保障安全前提下，不断培育锻造新的绿色动能和竞争优势。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产业政策研究所所长王昊表示，新型工业化不仅是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的体现，而且是对绿色低碳转型的探索。实现这一转型需要围绕三化目标：产品和生产过程的高端化、智能化与绿色化。这一转型不仅能够加强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价值链中的位置，而且对满足国家节能减排的要求也至关重要。面对人口结构变化和国际绿色低碳要求，中国制造业遇到了挑战，但也迎来了转型的机遇。新型工业化需要新技术和模式，特别是信息技术的应用，它将推动产业模式创新，并促进制造业与服务业的融合。他强调，中国必须通过产业创新来推动绿色发展，这是新型工业化的核心动力。通过技术和创新的引领，中国将实现更加绿色的发展。
“在碳排放强度控制基础上，逐步转向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要结合国家碳达峰实施方案及‘十四五’中期评估，科学设定二氧化碳排放峰值水平，科学制定‘十四五’后三年碳排放增量目标及分解落实机制。”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主任徐华清表示，要研究设定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总量控制目标及配额分配方案，做好碳排放 “双控”与排放权交易制度的衔接；要研究制定差异化的地区碳排放总量和强度控制目标与管理模式，逐步确立“自上而下”的总量控制目标及地区责任分担模式；要加快完善省市两级行政区域碳排放年度核算方法和报告制度，实行重点单位温室气体排放核算与报告制度；要加快推进应对气候变化立法进程，建立以碳排放“双控”为核心的制度与政策体系，确保有力有序有效做好碳达峰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