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经过深思熟虑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是一场广泛而深刻的经济社会系统性变革，事关中华民族永续发展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公众号：3060碳达峰碳中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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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笔者看来，先有“达峰”，公众号：3060碳达峰碳中和。后有“中和”，碳达峰的时间和峰值水平直接影响着实现碳中和的时间和难度。欧美发达国家是一种自然状态的碳达峰，属于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没有施加管制的结果，所以需要至少45年去完成碳中和。2020年9月，我国宣示了明确的“双碳”目标愿景，包含碳达峰时间在内也只有40年，开启的是“时间紧、任务重”的中国特色模式。
根据环境倒U型曲线理论及其他国家的碳达峰历程，碳达峰后会经历一个平台期，之后随着技术进步及负碳技术的广泛应用，碳排放水平会持续下降，进入良性循环并走向碳中和。但我国也许根本没有缓冲期（平台期），需要直接奔赴碳中和愿景。
实现“双碳”目标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所决定的，是“万世之功”。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实现“双碳”目标，不是别人让我们做，而是我们自己必须要做。这是典型“错不得”的工作任务，公众号：3060碳达峰碳中和。同时也是“急不得”“拖不得”的工作任务，需要因时因地因事制宜。
过早碳达峰，或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
当前，越来越多的国家提出碳中和目标，重点从“控炭”跃迁到“控碳”。然而，经济增长与减碳至今仍然相斥，用历史数据测算，GDP增速与能源用量增速的相关系数高达90%。可以说，“控碳”是经济高质量增长的一个新约束，尤其在短期内，将使经济增长面临严峻考验。公众号：3060碳达峰碳中和。
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控碳”本质上是对发展权的一种限制。2021年发布的《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显示，2020年全球能源消费量和碳排放量创1945年以来的最大降幅（-6%），新冠疫情导致全球经济衰退。若用2020年全球下降的GDP除以二氧化碳的减排量，数值是1400美元/吨，这可解读为是2020年全球的社会减碳单位综合成本。公众号：3060碳达峰碳中和。
对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来说，提前实现碳达峰既是历史性机遇，又是巨大的现实挑战。挑战主要来自能源结构转型与经济增长的双重压力。一方面，提前实现碳达峰，意味着中国必须在较短时间内大幅减少碳排放，这就要求必须大力发展太阳能、风能等清洁能源。然而，清洁能源技术的研发、推广和应用都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和时间成本。另一方面，经济增长的压力不容忽视。如何在保障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减碳，是一项重要课题。在这个过程中，还要处理好减污降碳与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粮食安全、群众正常生活的关系，有效应对可能出现的风险，公众号：3060碳达峰碳中和。确保安全降碳。
有研究表明，过早实现碳达峰将对社会造成重大经济损失，影响经济高质量发展，导致无法实现2035年基本现代化目标，因而是“急不得”的。
2021年《科学与管理》杂志发表的一份研究成果认为，国内通过持续严格的控煤、控能措施，人为压制经济增长，与国外经济危机的发生一样，都会导致更早实现碳达峰或进入平台振荡期，也将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经建模测算，全国碳达峰时间若由2029年提前到2025年，经济损失为43万亿元，约为2019年GDP的43.8%。过早实现碳达峰导致的经济损失数额巨大，将造成大量投资搁浅，削弱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能力，严重脱离我国的发展阶段。
该项研究还通过数学模型搭建、国际对比、机理分析，提出在碳排放强度下降速度一定的情况下，碳达峰对经济增长上限有锁定效应。如在碳排放强度每5年下降18%的情况下，碳达峰后经济增长上限为4.05%。经国际对比发现，发达国家碳达峰后的经济速度远远低于其增速上限。
对我国而言，达成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目标，需要2021年—2035年GDP保持年均5%以上的增长速度。如果各省市、各行业同步过早推进碳达峰，将导致全国过早进入碳达峰平台期，2030年—2035年间的随机波动或意外事件，导致碳排放不受控，可能导致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的目标面临挑战。公众号：3060碳达峰碳中和。
此外，人类目前也支付不起通往净零之路的成本。彭博全球环境基金会（Bloomberg NEF）发布的Net Energy Outlook 2024报告称，从现在到2050年，各国政府和企业需要在清洁能源转型上额外支出34万亿美元，才能实现净零排放。显然，这些成本是高昂且不可持续的，世界需要找到经济增长与减碳共存的新方式，但这需要时间。公众号：3060碳达峰碳中和。
不过，碳达峰也是“拖不得”的，因为挑战与机遇并存，当下是推动转型发展与技术创新的黄金时期。首先，碳达峰将推动中国加快能源结构转型，促进清洁能源产业发展，这将为新能源、节能环保等产业发展带来巨大的市场空间，推动相关产业链的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其次，碳达峰将激发技术创新的活力。为实现减排目标，中国需要大力发展碳捕获、碳储存等低碳技术，推动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为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同时，随着清洁能源技术的不断突破和应用，中国有望在新能源领域实现“弯道超车”，成为全球清洁能源技术的引领者。此外，世界范围内的市场绿色壁垒在逐步形成中，尤其是出口占比高的行业、企业，会在赛道转换过程中自然出局，被市场淘汰。
在2023年7月召开的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承诺的“双碳”目标是确定不移的，但达到这一目标的路径和方式、节奏和力度则应该而且必须由我们自己作主，决不受他人左右。我们必须要做到“稳妥有序、循序渐进，确保安全降碳”，公众号：3060碳达峰碳中和。不能搞大跃进、齐步走，而是要梯次达峰，按既定时间节点推进。
“双碳”背后是发展问题，需要经历培育发展的过程 公众号：3060碳达峰碳中和。
践行“双碳”目标愿景，既要有为，更应善为。我们关注问题，还要关注问题背后的问题。
究其根本，碳达峰内涵为经济社会发展与化石资源使用脱钩，核心是一个发展问题。碳中和内涵为经济社会发展彻底摆脱对化石资源的依赖，核心是一个经济问题。二者中间隔着的是减碳脱碳的节奏和力度，全过程还可归结为是一个政治问题。可以说，“双碳”工作其实是一门政治经济学，需要基于政治逻辑与经济逻辑去认识、去执行、去实现。公众号：3060碳达峰碳中和。
气候治理是当前全球难得一致的政治共识，我们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姿态参与进来，希望建立的是全球治理权的优势地位，从而获得足够的话语权。
中国仍是发展中国家，发展仍然是第一要务，但要追求高质量发展。关于准备如何实现到2030年减碳30%的目标，笔者曾请教过一名世界知名钢企的“双碳”业务负责人，如何实现到2023年减碳30%的目标，得到的答案是通过关停高炉、关停生产基地，减量达成。显而易见，这不是我国想要的碳达峰与碳减排路径。对我们而言，碳达峰应该是在碳排放强度下降前提下，总量逐步达到峰值。这个碳达峰不是一个时间点，而是一个时间段；不是一个尖峰值，而是一个平台值。即便是达到峰值后，也不是马上就能快速下降，而是进入一个达峰平台期，中间还可能有一些小幅波动。总之，碳达峰不是静态的时间断面，也不是纯粹的数字峰值，还包括背后的碳排放强度下降、波动收敛、周期趋势向下等含义。
其实，在碳达峰阶段，如果碳排放强度下降了，碳排放总量上升又何妨？减碳脱碳的核心是技术进步，在于提质，而不是控量。碳达峰阶段追求的应该是总量的合理增长与质量的有效提升。量是高质量发展的基础，没有基本的数量就没有真正可持续的高质量。所以说，简单粗暴的碳达峰是不符合国情的，更不符合党中央的核心要求。
实现绿色低碳转型并非一蹴而就，需要政府、企业和社会等各利益相关方的共同努力。我们需要经历从科学认识、政治共识到行动常识的三大阶段。目前已经走过前两个阶段，进入到建立行动常识的新阶段。公众号：3060碳达峰碳中和。
我们需要建立全新的观念。在“双碳”目标愿景下，10年只是一个短期的概念，30年才是刚刚好。我们必须要更新认知，在长周期（至少到2050年）与大原则（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前提下进行策划、开展行动。事实上，“双碳”应该是全球和国家长期的宏观战略，不是一家企业短期的微观战略，高碳、低碳和“负碳”企业应相互搭配、合作，共同实现全球和国家总体的“双碳”目标。
我们要认识到碳达峰背后是发展问题。减碳，要么限总量增长，要么推动生产碳效台阶式增长，但这些都不是现有技术与资源所能办到的，需要经历培育、发展的过程，是技术成熟度、成本可承受性和资源可得性综合协同后获得的结果。碳排放强度下降，是相对降碳，而非绝对降碳，必须要有替代性的能源资源与技术，难度更大，代价也更高。
实现碳中和需要能源转型、环境政策工具、技术创新“三管齐下”，在此背景下，如何实现社会、企业的成本最小化值得深入研究。相关成本包括可再生能源的生产和利用成本、关键绿色技术的创新和推广成本、碳政策的长期实践和监管成本等。
来源：中国冶金报
